上海虹桥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修订草案)》意见征询座谈会。新华社发
一是天下为公。《礼记》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强调以天下为己任、公而忘私的价值理念,崇尚“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正是因为有天下为公、大同思想的深厚沉淀,有历代先贤家国同构崇高情怀和利济苍生高远志向的传承,马克思主义作为人民的理论,才得以迅速在中国找到契合点,指引中国共产党人确立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将“天下为公”的传统精髓,凝练升华为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根本理念。
我们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人民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保人民当家作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反复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经过长期不懈的探索和实践,建立了一套系统完备、行之有效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坚持人民既是民主制度的设计者、民主过程的实践者,又是民主权利的享受者、民主成果的受益者;坚持由人民选举,由人民协商,为人民服务,受人民监督,对人民负责,保障国家权力不是为少数人服务,而是为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服务,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全过程人民民主包含选举民主、协商民主、社会民主、基层民主、公民民主等民主政治的全部要素,涵盖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民主过程的一切环节,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安排,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人民谋幸福,把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价值遵循,真正把执政为民在阶级立场、执政理念上落地生根,确保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二是民为邦本。“民为邦本”,出自《尚书·五子之歌》,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集中体现。从孟子“民为贵”到唐太宗“君民舟水说”,民本思想在数千年政治实践中成为重要准则。历史的发展也验证了“民为邦本”的历史规律,《群书治要·春秋左氏传》总结:“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
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批判继承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确立了无产阶级的群众观点,形成了根植人民、依靠人民的鲜明政治品格和群众路线,正确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找到了革命取得胜利的主要依靠力量,带领人民、依靠人民,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依靠人民执政的过程中,我国人民主体的民主政治制度不断完善,从边区革命根据地的“豆选”,到1953年我国选举法的施行,到新时代的全过程人民民主,都反映了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民主的本质和核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民主的伟大实践,就是让广大人民群众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建设者、参与者、维护者和最大的受益者。
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紧紧依靠人民,是我们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并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法宝。新时代新征程上,必须牢记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以大团结大联合来完成历史使命,牢记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好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激发全体人民在党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磅礴力量。
三是任人唯贤。从孔子描绘“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时力主“选贤与能”,到孟子提出“选贤使能,俊杰在位”,从“治国之道,务在举贤”,到“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事业成败,关键在人”的思想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源远流长。在制度层面上,从先秦的举荐制到汉代的察举制,从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到隋唐后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选拔真才是中国传统政治治理的鲜明特征。
我们党继承中华民族选举贤能的优良传统,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和组织体系,不断探索和完善中国特色选贤任能制度,为党和国家源源不断输送人才,为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向前推进提供强大动力支持。经过长期实践,我国已经把“选拔”和“选举”较好地结合起来,形成了能够致力于民族长远和整体利益的领导团队和梯队。领导干部的晋升大都经过大量的基层锻炼,经过不同岗位的工作实践,经过包括初步考察、征求意见、民调、评估、投票、公示等一系列程序,最后才能担任关键职务。党的二十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一批经验丰富、德才兼备、奋发有为的同志进入中央领导机构,充分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兴旺、充满活力,也是中国式民主在新时代的又一次伟大成功实践。
与西方的选票政治相比,中国的民主选举能够选出政治过硬、能力出色、清正廉洁、民望很高的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具有高度的政治忠诚、坚定的理想信念,有在中国社会各领域主持工作的丰富阅历与经验,取得突出政绩赢得了人民的拥护,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领导力量。在许多西方国家,多党民主制度早已演变成一种“游戏民主”,其所谓的民主仅仅体现在投票环节,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只有在竞选时聆听天花乱坠的口号,竞选后就毫无发言权。这种没有选贤任能理念的“游戏民主”所产生的领导人能说会道者居多,能干者极少,且无法保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
四是和合之道。中华文明连绵发展数千年,主要不在血脉认同,而在文化认同,特别是和合文化。“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讲信修睦、亲仁善邻、协和万邦、天下一家是中华民族信奉的价值准则。在国家关系上,中国讲究“胸怀天下”,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和合”的核心要义是“和而不同”,讲究“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和合之道,是中国人几千年探索形成的处世之道,不是对抗性政治,而是合作性政治。中国古代政治家晏婴说的“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指的就是和合之道,这与西方崇尚“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不同。我国协商民主是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最大限度地包容吸纳各种诉求,有力促进求同存异,让众人的事情众人商量、大家的事情大家做主,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在西式民主陷入制度困境,竞争性选举暴露的冲突、对抗、分裂等问题积重难返的同时,以包容、和谐、共识等中国智慧构建的全过程人民民主迸发出勃勃生机与活力。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我国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倡导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10年,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充分彰显了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政治性、科学性、开放性,成功给出了破解“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中国方案。
五是务实重效。中国古代“修齐治平”“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等思想理念典型地体现了儒家重实用、求实效的价值取向。这些都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实践论高度契合。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评以往认识与实践的分裂时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说明“知行合一”既可以作为道德哲学,用以修身立德,也可以作为治国理政中重要的方法论原则。
务实重效、知行合一的文化基因,反映在政治实践中就是崇尚务实、不好空谈,形成效果导向的政治文化、政治心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关于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八个能否”的衡量标准,关于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关键在于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四个要看、四个更要看”的审视尺度,这是中国务实重效文化传统的深刻体现。我国通过坚持民主集中制,完善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能够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诉求,有利于实现个人与集体、局部与整体、眼前与长远、领导与群众、民主与法治、纪律与自由、权利与义务的有机结合,形成全党全国的统一意志,有效整合社会资源,高效率地贯彻执行,避免各种掣肘和牵扯,避免“低质民主”现象,这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重要制度密码。
“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在中国式民主的发展进程中,我们党通过不断完善和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创造了多种多样的政治参与形式,实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新时代10年,我们党经受住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深刻回答了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充分证实了中国式民主的真实高效,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重要内容。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的最大优势,也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最大优势。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忠诚核心、拥戴核心、维护核心、紧跟核心,始终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中国式民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9日 06版)
花丝织就锦绣 镶嵌内有乾坤******
金丝翼善冠
“繁花锦绣”捧盒 吴燕
“好事成双”柿子捧盒 吴燕
【艺术手札】
花丝镶嵌制作技艺作为“燕京八绝”之一,于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花丝镶嵌又称细金工艺,是“花丝”和“镶嵌”两种制作技艺的结合,作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千载古艺,其精致、细腻、华丽的特色代表了金银器传统工艺的巅峰。
当人们看到一件花丝镶嵌作品时,往往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它的美。360度全景观看,每个角度都婀娜多姿,美轮美奂,仿佛不是人为,而出自天工。但人们对花丝镶嵌的了解相对匮乏,即便在北京,对它的认知度也并不算高。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其工艺繁复、用料昂贵,古时多为皇家所用,百姓在民间很难见到;另一方面是其制作过程漫长而枯燥,需要具有虔诚之心及坚定意志的人来完成,很多人往往沉不住气,半途而废。
我国的花丝镶嵌制作技艺成熟于秦汉时期,出土的汉代花丝镶嵌器物数量相对较多,到东汉时制作技艺更加成熟。魏晋南北朝至唐宋元时期,该制作技艺得到不断发展与完善。唐朝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发达,花丝镶嵌制作技艺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两宋时期,金银器的制作风格不再像唐代那样气势恢宏、雍容华贵,而是追求新颖雅致的格调,充满了生活气息,具有典型的时代特色。到了元代,北方游牧民族的花丝镶嵌制作工艺则较为简洁,讲究实用性。
明代万历皇帝的金丝翼善冠,被认为是中国古代花丝镶嵌制作技艺的代表作之一。精妙细腻的花丝镶嵌工艺一直为宫廷御用,所谓“花丝万缕织金冠,妙手镶嵌有乾坤”,正是对这项精妙工艺的高度概括。可以说,花丝镶嵌织就了一部古代皇家珠宝史。及至清代,皇家金银器的制作更加奢华,追求雍容华贵、富丽堂皇之感。
正是经历了明清两代的发展,皇城脚下才形成了当今独特的北京花丝镶嵌制作技艺。北京的花丝镶嵌工艺最为齐全,发展出了独特的皇家宫廷艺术风格,以编织、堆垒等技艺见长。一件精美的花丝镶嵌工艺品往往是多种工艺的结合,制作工序极为复杂。首先要制成胎型,施以花丝、锼、錾等工艺,再经烧焊,制成半成品,然后经过酸洗、烧蓝、镀金、压亮、镶嵌等工序才算最终完成。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中华传统非遗文化的重视以及文化自信的不断增强,我们欣喜地看到,非遗国礼频频亮相国际展会,中国传统非遗技艺展演等活动层出不穷,“大国工匠”的评选与技术交流、工艺美术实训基地的建立以及非遗技艺进入中小学校园……非遗技艺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得到了继承与发扬,薪火相传、后继有人。
在当今的市场经济环境下,非遗传统技艺产品想要突出重围,获得一席之地,就要从思维上创新,从技术上改良。通过多年来对工艺的探索以及从事产品开发积累的经验,我认为工艺美术产品在创新过程中要遵循艺术与市场的发展规律,创新既要体现出工艺的特色、时代的特征,同时在设计理念上还要符合当今市场的需求,精准定位,适时转变发展的方向。
传统的花丝镶嵌技艺因消耗较多的贵金属材料与人工成本,价格过高,制作周期较长,难以得到市场认可。怎样才能突破这一瓶颈呢?可以从材料的选择以及搭配比例上进行调整。笔者在创作“好事成双”柿子捧盒时,便融入了将贵金属与其他材质相结合的理念。在拟定设计方案时,我选用了传统中式的红与金二色,给人以高贵典雅的享受。盒盖部分运用花丝镶嵌工艺,大面积的盒身则选用铜胎景泰蓝工艺。花丝的金与景泰蓝的红相映生辉,端庄大气,同时也节约了材料成本,两全其美。
在设计“有凤来仪·凤冠套装”时,我则运用3D建模技术进行了最初设计效果图的制作,不仅可以快速呈现出产品各角度的效果,还可以及时调整产品结构中不妥当的地方,比手工制作完成之后再调整要节约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实际制作中,我将手工工艺与机制工艺相结合,最终的呈现效果毫不逊色于纯手工制作,不仅节省了大量人工成本,且能够形成量产,便于销售。这些产品试制的成功案例,很大程度上增强了我们工艺美术从业人员的信心。在当今的信息时代,适当地引入计算机辅助手段,改变传统设计制作的流程,这些技术变革大大促进了传统工艺美术产品的创新与发展。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工艺美术非遗技艺,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爱上花丝镶嵌并将其传承下去,让这项巧夺天工的古老技艺继续在人间闪耀着迷人的光彩。
(作者:吴燕,系北京工艺美术大师、北京市高级工艺美术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